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守住本分，实实在在地振兴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就能坚实稳健，中国经济就能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经过70年建设，特别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形成了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实体经济门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实体经济的强大实力，而我们为什么还要强烈呼吁“振兴实体经济”呢？应当说，与过去一轮实体经济发展目标不同，当下所要实现的是实体经济“第二次振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次聚力腾飞。

振兴实体经济须发创新之力

实体经济的本质，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直接有用之物，或将自然界中的无用之物转化为有用之物，以及借助工具创造真实效用（有用服务）的活动，经济学中称为“生产性劳动”，可划分为第一、二、三次产业。自然界中物质的“有用”或“无用”，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科学技术能力而言的。科学技术及生产力水平越高，自然界中的有用物质就越多。只要人类的“获取”“转化”“创造”能力充分发达，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有用之物。可见，所谓实体经济实际上就是人类基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而从事的有用产品（包括服务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供给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最重要手段。

实体经济活动的顺向逻辑过程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再到产品研发，最后向市场提供有用产品。而在现实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国实体经济活动是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多向推进的。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是循着逆向推进路径，即先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学习模仿，消化吸收，形成技术成熟产品的生产能力，然后向技术创新环节提升（称为“转型升级”），不断积蓄生产实力和技术实力，进而再向核心技术的发明环节发力，直至进入科学发现的最核心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通过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完成了各生产门类的全方位布局和规模扩张，形成了完整而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目前，正在向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和原发性技术发明阶段迈进，有些产业甚至已经接近于科学发现的核心领域，以及尖端科学或基础科学理论所支撑的极端制造和尖端技术领域。所以，在创新上发力，特别是进入原创性技术创新领域，已经成为振兴实体经济新征程的核心意义和价值取向。

创新需聚人才之力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创新的突破方向和着力点越是向核心技术领域推进，越是需要进行基于基础科学理论和尖端科学的原创性新技术创新，人才的决定性意义就愈加凸显。当今世界，任何实体经济强国，都无不是由良好的国民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的科研体系所支撑，各有其汇聚世界人才的体制和策略“高招”。美国以其移民制度和开放的高等教育体制广纳各国人才，成为科技人才资源最丰裕的国家，德国、日本等国教育和科研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高素质人才资源具有强大优势，为实体经济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纵观世界，国家间实体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国家内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才差异。谁拥有优秀人才实力，谁能够形成各层次的人才队伍，谁就能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力，就可以让实体经济发展占据“源头活水”的持续性竞争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各类人才的梯队格局。中国的教育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培养储备了较丰富的人才资源，中国培养的工程师人数已居世界前列。同时，“干中学”也是人才资源积累的一条路径，中国庞大而完整的实体经济体系，也为孕育和培养人才梯队提供了实践土壤。站在实体经济发展的更高技术台阶上，高端人才的关键作用也愈加突出，对高端人才的渴求将愈加强烈。

聚集人才之力，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但人才也是生成时间最为长久的一种要素和关键力量，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时，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人才重要性是在发挥作用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系统环境中，人力资源才能真正成为现实人才。为此，我们要尽最大可能消除影响人才发挥作用的“摩擦”“梗阻”现象，避免程序形式繁琐、无效工作负担过重、管理成本过高，给人才“添堵”，才能让“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之上，特别是用在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性“刀锋”之上。

当前，各行业、各地区的人才意识显著增强，延揽人才、珍惜人才蔚然成风，可以预见，在实体经济领域中，人才集聚将形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大趋势。而进一步的努力将着力于营造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其意义绝不亚于各地正在进行的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

改革激发助推之力

实现实体经济的第二次振兴，必须深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振兴实体经济提供助推之力。

当今世界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层出不穷，特别是数字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呈爆发式发展态势。这些产业的经济主体形态和运行方式形态具有极大的域况情境特殊性（即域观特征）和独特域际关系，各种集团型、网络型、平台型、中介型、关系型、跨域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将批量出现，它们的长足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市场）空间是非匀质的和高度域态化的。为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和深刻认识到，未来实体经济将是由具有不同域观形态的经济主体所构成，其体制机制均有很大的域观特征，绝非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所能解释和驾驭。我们必须以新的范式思维，进行与新兴产业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监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微观搞活+宏观调控”，以及改革国有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减少政府干预、实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等，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而当前，除了继续巩固过去40年的改革成果，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也必须在思路上进一步深化。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形成了具有显著域观结构特征的国民经济结构态势，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向纵深领域推进的要求。所以，体制机制改革也必须再深入、再创新，以新体制新机制助推实体经济的再振兴、再腾飞。

开放更得腾飞之力

40年前的对外开放，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腾飞之势。我们不仅从开放中获得了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而且从中学会了竞争与合作；开放不仅让中国经济发挥出比较优势，而且培育了日益强大的实体经济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在逐步扩大开放中实现的高速增长和规模扩张，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版图，国际经济需要实现新的平衡，未来经济全球化态势也将发生更加巨大的变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欢迎中国经济的更大开放，不仅可以分享中国庞大市场和高速经济增长的裨益，而且可以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互利。另一方面，少数霸权国家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压力，担忧霸权地位的削弱，而企图采取遏制政策来限制中国快速发展，包括阻止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体系，进而进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领域，甚至图谋让中国与世界体系“脱钩”。今天的中国，既有扩大开放的相当实力和优势，又面临更大压力和阻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必须更加坚定继续扩大开放的意志，即使面对霸权国家的逆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制裁”“棒杀”恶行，也要以更具包容性的开放之举来破解。不过，中国以更加包容的开放姿态和战略举措进一步振兴实体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做好自己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妨碍中国发展自己的实体经济、反对中国做好自己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阻止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更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国做好振兴实体经济这件“自己的事情”，同时可以惠及世界其他国家，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得益。总之，中国实体经济再次腾飞须得开放之力，方可如虎添翼，并可让整个世界因中国之开放而更加美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金碚）